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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唐朝外交礼仪

作者:w88-优德手机官网-优德体育在线    发布时间:2020-01-10 15:36:14    来源:w88-优德手机官网-优德体育在线    浏览:5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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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朝之际,中国的外交体制获得良好发展,唐朝“以我为主”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。所有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,都被唐朝纳入自己的外交体制中。他们的情况不尽相同,与唐朝的关系也不尽相同。在唐朝的观念中,中国居于天下之中,“四夷”环绕着中国,而“四夷”这个观念来之久远,唐朝不过是沿用而已。不过,正是因为这个观念的存在,相应的制度设计也会相配套。比如“四方馆”,就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场所,并有一整套制度,如每有使者前来,就会有专门的人员接待、访问、记录,尤其是访问记录来访国的风情、制度等文字,都会保存在唐朝的史馆之中。

  在唐朝的外交体制中,交往各国都有等级,这个等级是由唐朝设定的,相应的接待工作,也按等级进行。专门的外交部门,唐朝叫做鸿胪寺,“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,辨其等位,以宾待之。” 鸿胪寺的长官鸿胪卿、副长官少卿也有相关的出使任务,“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,则受册而往其国”。册封政治首脑,是中国皇帝(唐太宗开始也称“天可汗”)的权力,而鸿胪卿等是执行者,即参加各国首脑的加冕仪式,表达中国皇帝的政治姿态。鸿胪寺管辖的典客署,职责为招待外宾,“凡朝贡、宴享、送迎预焉,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。凡酋渠首领朝见者,则馆而以礼供之。” 等位,显然是个关键因素,具体而言,“三品已上准第三等,四品、五品准第四等,六品已下准第五等”。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使者很可能没有官阶,不过唐朝也有安排,即“其无官品者,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,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。所乘私畜抽换客舍放牧,仍量给刍粟”。(以上引文,俱见《唐六典》卷十八《鸿胪寺》)级别不同,待遇不同,这是那个时代的等级特色。

  所谓品阶,就是唐朝的官员品阶,包括职务、将军号和爵位等。国外领袖,获得唐朝的官职,在当时很普遍,显然是双方共同遵守的一项规则。以阿史那思摩为例,他是突厥人,在东突厥内部官职为“夹毕特勤”,没有兵权,几次出使唐朝,唐高祖最初封他为“和顺郡王”。贞观四年(630年)三月,唐太宗任命他为“右武侯大将军、化州都督”,五月又册封为“怀化郡王”,将军号为正三品,而郡王品阶为从一品。很多册封,是具有沿袭性质的,比如新罗王为乐浪郡王、百济王为带方郡王、高丽王为辽东郡王等。与唐朝交往各国,率多为附属国,向唐朝称臣朝贡,而接受唐朝的册封官职,应是其中的内容之一。史书对于唐朝的邦交国,也称“外臣”。因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,与中国交往的条件与待遇,各国或者只有接受一种可能。形式上的平等交往并不存在。

  古国外交,实力原则贯彻得赤裸鲜明,丝毫不加掩饰。看看古代波斯帝国流传至今的万国来朝浮雕就能明白,国际关系的实质不平等是根本性的。在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,小国的选择变得更加困难,不得已只好首鼠两端。西汉时期与匈奴长期战争不休,致使很多小国朝秦暮楚。楼兰王对汉武帝说:“小国在大国之间,不两属无以自存”,获得汉武帝的同情理解,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所以,与大国交往,小国追求的绝不是与大国分庭抗礼,而是其他实际利益。朝贡看上去是附属国的进贡,在政治上主仆分明,但是现在研究表明,朝贡与其说是政治关系,不如说是经济关系,所以学术界又称之为“朝贡贸易”。

  唐朝对于这种朝贡贸易,有独特的语言描述。对于朝贡一方,唐朝称之为“献方物”,名马、战象、狮子等等,都是具体的“方物”。唐朝有专门的规定,如何接收处置,都有明确的程序和办法。如果方物是药物、食物,一进入唐朝边境,边境的州县就要验收、打包、封印,然后交给使者,同时上报鸿胪寺。鸿胪寺检验无误,通知少府监和市场管理部门,派专门官员检验贡品并且确定价值,然后奏报并送往朝廷,是否引见、宴会等皆听从朝廷指示。使者归国(称作“还蕃”),一定要赏赐(“赐各有差”),地点是朝堂之上,典客署的官员负责引导使者领取,并教会使者拜谢礼节等。为什么“赐各有差”呢?之前对朝贡品的定价,在最后的赏赐环节发挥因果作用,皇帝的赏赐是有依据的,即根据进贡方物的价值决定赏赐的多寡。虽然没有使用交易之名,而本质上就是交易。

  唐朝皇帝对外交使节的赐物,并非百物皆有,通常只是纺织品,这就是“赐物”的真正含义。不过,赐物分内外,如果是朝臣,“赐物十段”的具体内容是绢三匹(四丈为一匹)、布三端(五丈为一端),绵四屯(六两为一屯),如果是“赐蕃客锦彩”,则“十段”为锦一张、绫二匹、缦三匹、绵四屯。看来为蕃客准备的赐物更加丰富多彩。唐朝与边境之外的居民有互市,有些物品不许用来互市。根据唐朝的《关市令》:“锦、绫、罗、縠、绣、织成、紬、丝绢、丝布、牦牛尾、真珠、金、银、铁,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”。同是锦绫等丝织品,皇帝的赐物中有,但却不许互市交易,或许是想体现浩荡皇恩的独特性。朝贡贸易本质上是贸易,但毕竟打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,所以受到政治的影响不可避免。唐朝安史之乱时期,回鹘曾经援助唐朝平乱,这为唐后期的双方关系带来了长期的问题。回鹘利用互市关系,输送大量的马匹给唐朝,以换取唐朝的绢帛,为唐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。

  外交活动具有能量交换的意义,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,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匈奴,虽然没有成功,但开辟的丝绸之路却成为当时世界主要文化区域之间的交通大通道。此后,佛教的传入中国,中国文明输入西方,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实现的。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,而文化也常常成为外交活动的一部分。文明的近似会促进双方的好感,这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。汉武帝正是在张骞的介绍中了解到了西域有“行国”与“城郭之国”的区别,知道后者与中国文明相近,才对发展西域的关系产生浓厚兴趣的。古代中国,因为对中国文化拥有坚定的自豪感,所以在外交活动方面对文化因素的加入采取积极开放态度。

  唐朝的中央学府是国学、太学,而在这里就学的学生并不限于高官子弟,还有各国的留学生,“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诸国酋长,亦遣子弟请入国学,于是国学之内,八千余人,国学之盛,近古未有。”唐代史书还记载新罗、渤海等国向唐廷请求中国书籍的故事,而朝鲜半岛的国家,言及经典常常首先历数中国的儒家经典。开元十九年(731),唐朝发生的一个故事很有意味。根据和亲于吐蕃的金城公主的请求,唐玄宗让有关部门抄写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文选》各一部,准备送给金城公主。不想,朝臣于休烈上表反对,理由是《左传》是历史书,记载着很多政治军事谋略,而唐朝与吐蕃经常和战不定,这些谋略如果为吐蕃所用,将不利于唐朝。唐玄宗要宰相们讨论。裴光庭发言反对于休烈的观点,认为于休烈只看到了史书中的谋略,没有看到书籍中的道德,“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”。裴光庭的观点得到了唐玄宗的支持,于是一批传统经典进入吐蕃。在这个外交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当时中国的主政者,展现出无可比拟的文化自信,而这种自信在外交活动中显然是十分重要的。

  贞观十四年(640),唐太宗平定高昌,此役是唐太宗外交思想的卓越表现。高昌王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盆地,自公元502年麹嘉建立王国至此,已经一百多年,在南北朝时代,算得上是长命之国。但是,自西突厥陷入分裂以来,一直向唐朝称臣的高昌王国,也无法摆脱西突厥的内战。尤其是,控制了高昌的西突厥欲谷设一派,依仗连续的胜利,并不把唐太宗的朝廷放在眼里。高昌国被西突厥挟持,也对唐朝采取不恭敬的态度,攻打另一个唐朝的附属国焉耆,阻断唐朝的贡道,拒绝唐朝的劝阻等等。高昌国的不臣举动,让唐朝兴兵讨伐师出有名,但是唐太宗还是尽量给和平留下空间,使者前往,道路相望。当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之后,唐朝不得已动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。高昌国人口全国不足四万人,而唐朝贞观十三年(639)出兵不少于二十万。何以如此?唐朝讨伐高昌,但把西突厥的势力计算在内,所以才会如此兴师动众。既然采取最后手段,就不能去打无把握之战,不能怀抱侥幸希望西突厥不参战。最终,唐朝打击高昌的动作十分优雅,高昌王麹文泰战前去世,当唐朝大军压境之时,高昌举国发丧,唐朝指挥官侯君集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高昌首都的机会,让高昌安心发丧。何以如此从容?因为此时的西突厥主力在欲谷设的率领下已经西逃,高昌国被西突厥临阵放弃。

  高昌国国王麹氏是金城(今甘肃兰州)人,高昌国的国民以来自中原的汉人为主。在唐朝与西突厥之间,高昌王国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,高昌王麹文泰采取实用主义路线,与西突厥相配合,终于遭到了唐朝的毁灭性打击。高昌内部的人心所向,因为文化亲缘的关系,不希望与唐朝开战,所以战前就有童谣流传:“高昌兵马如霜雪,汉家兵马如日月。日月照霜雪,回首自消灭”。高昌平定,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得以贯彻,丝绸之路东段再次回到中国的控制之中。武力是最后手段,不得已才能动用,不能经常性使用武力,但更不能没有武力。经常性的外交手段是贸易、是经济,而最受欢迎的交流方式还是文化。

  古代中国,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,和平的时间更长久,因此积累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制度经验,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更加突出。如此,在外交活动中,常常处于从容不迫、有理有利的良好状态中。外交是国际多重关系的综合展现,经济利益、军事实力和文化状态,任何方面都不能在外交活动中缺席,任何缺席都会损害外交国的整体利益。中国信奉物极必反的原理,所以不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,因为暂时的利益最大化,最有可能损坏长期与整体的利益。实力是捍卫利益基点的保障,但过分诉诸实力则会留下仗势欺人的印象,长远地看则会损坏自身的更大利益。利益是国家不能放弃的追求,而见利思义才是中国人的根本信条,道德诉求给文化软实力的展现保留了最大空间。说到底,国家之间的分歧,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文化,按照中国的传统,叫做“以文化之”。

 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、经济高度发展,文化、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,也是中国传统服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。唐朝时期男子普通穿着的是圆领袍衫,圆领袍衫一般为圆领、右衽,领、袖及衣襟处都有拼接边缘。文官的袍衫衣长至足裸,武官袍衫衣长略短至膝下,袖有宽窄之分。袍衫穿着很广泛,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平民百姓,居家外出礼仪宴会均可穿着。

  女子褥裙服 唐朝以前中国社会的女子一直深受礼教的束缚,唐朝女子服装的改革,主要得益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改革。唐朝女子当时最时髦的打扮是:身穿襦裙服,加半臂,足登凤头丝履,头代花髻。褥裙服是衣长到腰节的超短上衣与长裙连接的一种服装,所以又称短褥裙。短褥裙上衣领口的变化是唐朝女子服装最大的改革和创新,除了有圆领、方领、斜领、直领、鸡心领外,还有袒领。最初多为宫廷宾妃、歌舞伎者穿着,出现之后,仕宦贵妇民间女子也纷纷效仿垂青。比短褥裙上衣部分稍长并单独作为一件上衣的称为衫,一般多用质地轻软的丝帛。上穿衫衣下配长裙,也是唐朝女子十分喜欢的服饰,衣闪内可不穿内衣,仅以轻纱蔽体,上身肌肤隐隐显露,在晚唐时十分流行。

  大体来说汉唐时代的和亲,不管皇室还是民间,相对是比较宽松的。唐朝中后期,控制的相对严格一些,比如规定,非常驻户口的番人原则上是不能在当地娶妻的,即便是有唐朝绿卡的胡人娶了汉女,也不能带回番地。边境就更严,自从无忧城之变后(吐蕃嫁了个女子到唐朝的维州,生了两个儿子,长大之后开关献城与吐蕃,然后吐蕃改维州为无忧城。古龙的《陆小凤》里凤舞九天一节大概就是影射这段故事),就开始严管了。

  唐王朝对元日、冬至大朝会的礼仪极为重视,如会昌二年四月,中书省还就元日大朝会时宰相及两省官员不合礼仪之事上奏武宗,得到了武宗的首肯。原文如下:中书奏:“元日御含元殿,百官就列,唯宰相及两省官皆未开扇前立于栏槛之内,及扇开,便侍立于御前。三朝大庆,万邦称贺,唯宰相侍臣同介胄武夫,竟不拜至尊而退,酌于礼意,事未得中。臣等请御殿日昧爽,宰相、两省官鬬班于香案前,俟扇开,通事赞,两省官再拜,拜讫,升殿侍立。”从之。

  唐朝后宫制度,是皇后之下有四夫人—「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。」,四夫人之下有九嫔—「昭仪、昭容、昭媛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媛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媛。」,九嫔之下又有九位婕妤、九位美人、九位才人,称为二十七世妇,二十七世妇之下又有二十七位宝林、二十七位御女、、二十七位采女,合称「八十一御妻」。

  中国的称呼从唐代到明、清两代,曾有过巨大的变化,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古代称呼多是明、清两代之称呼。至于唐时所用之称呼,无论电视中亦或小说中,都少有提及。现将唐代称呼略述如下:

  唐代时称呼皇帝多用“圣人”,至于和其亲近之人或其近侍则称其为“大家”,有趣的是在唐代,女子称呼其婆婆亦呼为“大家”。至于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,则亲近者俱呼其为“三郎”,而呼太真妃为“娘子”;皇太后自称为“朕”,这个可见《旧唐书·武则天传》中则天登基之前的谈话记录;至于皇太子,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“郎君”;而太子、诸王有时自称为“寡人”,这个一可见于顺宗为太子时同王叔文的对话,一可见于《旧唐书·永王璘传》中永王说:“寡人上皇天属,皇帝友于”;国公会自称为“孤”,此可见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中,时为唐国公的李渊的讲话。

  而对于太真妃和太子的“娘子”、“郎君”之呼非凭空无据,在唐代,没有“老爷”之称,奴仆称呼男主人为“阿郎”;而称呼少主人为“郎君”;称呼主母和小姐俱为“娘子”。但是,“娘子”、“郎君”并非只用于奴仆称呼主人,旁人见了女子亦呼其为“娘子”,见了少年女子也有呼为“小娘子”者;年长者也会 叫少年人为“郎”或“郎君”,像李白的一句诗中就描写有:一个老人问李白“郎今欲渡缘何事”?然后告诫他“如此风波不可行”。

  在唐代,称呼相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后再加以“郎”呼之,例如,白居易呼元缜为“元九”,唐德宗曾呼陆贽为“陆九”;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“娘”呼之,例如:“公孙大娘”、“李十二娘”等等叫法。而“萧郎”和“萧娘”作为普遍的代称,早是大家所熟知的了。

  另外,既讲到了“郎”,另两个称呼也不可不提:当时,女子称呼丈夫的弟弟为“小郎”;而女婿又被称为“郎子”,就如《无双传》中,无双家人从小就戏呼王仙客为“王郎子”。

  说了这么多,才发现还没有讲到当时的自称。当时的男子多自称为“某”,也有谦称“仆”的,称呼就比较多了。而女子除了像后来的女子那样谦称为“奴”外,更多的是自称为“儿”,同时,也有女子自称为“某”的。

  在唐代,只有宰相才被称为“相公”,而不像后来那样用的普遍;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相互之间称为“阁老”;刺使被尊称为“使君”;县令的尊称为“明府”;至于县丞等则被称为“少府”。而他们都常被尊称为“明公”。

  展开全部唐朝时代,采取“以我为主”与各国交往,外交已经相当成熟。所有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,都被唐朝纳入自己的外交体制中,而且相应的制度设计也开始配套,外交礼仪有了明确的规范。

  一、设“四方馆”专门接待外国使者。“四方馆”,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场所,并有一整套制度,如每有使者前来,就会有专门的人员接待、访问、记录,尤其是访问记录来访国的风情、制度等文字,都会保存在唐朝的史馆之中。

  二、设置专门的外交部门,对来宾对等接待。在唐朝的外交体制中,交往各国都有等级,这个等级是由唐朝设定的,相应的接待工作,也按等级进行,即“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,辨其等位,以宾待之”。唐朝设置有专门的外交部门,唐朝叫做鸿胪寺,鸿胪寺管辖的典客署,职责为招待外宾,“凡朝贡、宴享、送迎预焉,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。凡酋渠首领朝见者,则馆而以礼供之。”

  三、据“献方物”价值决定是否召见和宴请来宾。与唐朝交往各国,多为附属国,向唐朝称臣朝贡。对于朝贡一方,唐朝称之为“献方物”,名马、战象、狮子等等,都是具体的“方物”。唐朝有专门的规定,如何接收处置,都有明确的程序和办法。如果方物是药物、食物,一进入唐朝边境,边境的州县就要验收、打包、封印,然后交给使者,同时上报鸿胪寺。鸿胪寺检验无误,通知少府监和市场管理部门,派专门官员检验贡品并且确定价值,然后奏报并送往朝廷,是否引见、宴会等皆听从朝廷指示。

  四、赐各有差。凡使者归国,唐朝一定要赏赐,但“赐各有差”。赏赐地点是朝堂之上,典客署的官员负责引导使者领取,并教会使者拜谢礼节等。赐各有差,即根据朝贡方物的价值,决定赏赐的多寡。

  字子文,西汉成固(今陕西省城固县)人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影响的对外友好使者。他体魄健壮,性格开朗,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,武帝时以军功封博望侯,旋拜中郎将,出使乌孙,分遣副使至大宛、康居、大夏等,自此西北诸国方与汉交通,使汉朝能与中亚交流,并打通前往西域的南北两条通路,引进优良马种、葡萄及苜蓿等。

  当时汉匈交恶,汉朝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抗击匈奴的战争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汉武帝从一匈奴俘虏口中了解到,西域有个大月氏国家,其王被匈奴单于杀死,还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。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的奴役,便迁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。后又受乌孙国的攻击,再向西南迁到妫水(今阿姆河)流域。月氏王想报杀父之仇,但苦于无人相助。武帝了解这些情况后,想联合大月氏,以「断匈右臂」。于是决定派使者出使大月氏。张鶱以郎官身分应募,肩负出使月氏任务。

  建元二年(前139)张鶱由匈奴人甘父作向导,率领一百多人,浩浩荡荡从陇西(今甘肃一带)出发。他们朝行暮宿,风餐露宿,备尝艰辛,不料中途被匈奴所俘,并押送至匈奴王庭。匈奴为笼络、软化张鶱,为他娶了妻子,并生了儿子,这样一扣就是十年。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张鶱完成通西域使命的决心,带去的旌节一直留在身边。

  一个月黑之夜,张鶱一行趁匈奴不备,逃离匈奴。他们取道车师国(今新疆吐鲁番盆地),进入焉耆(今新疆焉耆一带),又从焉耆溯塔里木河西行,经过龟兹(今新疆库车东)、疏勒(今新疆喀什)等地,翻越葱岭,到达大宛(今费而干纳盆地)。在大宛向导的带领下到达康居(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),最后到达大月氏。

  但是,大月氏的国情已发生很大变化。他们迁到妫水流域后,征服了邻国大夏(今阿富汗北部),决定在此安居乐业,不想再跟匈奴打仗。同时,月氏人还认为汉朝离自己太远,不能联合起来共击匈奴,因此张鶱「断匈右臂」的目的没有达到。张鶱在大夏等地考察了一年余,于元朔元年(前128)启程回国。归途中,张鶱为避开匈奴控制地区,改从南道,他们翻过葱岭,沿昆仑山北麓而行,经莎车(今新疆莎车)、于阗(今新疆和田)、鄯善(今新疆若羌)等地,进入羌人居住地区。但在途中又为匈奴骑兵所获,扣押一年多。元朔三年(前126),匈奴内乱,张鶱带着妻子和助手甘父等三人,乘机逃回汉朝。汉武帝详细地听取了他对西域的情况汇报后,十分高兴,任命他为太中大夫,赐甘父为奉使君。张鶱自请出使西域,历经艰险,前后十三年,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、西亚各地,是中原去西域诸国的第一人。

  张鶱在大夏时,看到中国邛山(今四川荥经西)的竹杖和蜀地的细布在市场上出售,很觉奇怪。一问商人,得知是从身毒买来的。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,那里的百姓骑象打仗,临近大海。大夏国远离汉朝一万余里,位于中国的西南方,而身毒国又位于大夏国东南几千里,竟有蜀地产物,可见离蜀地不远。他估计从蜀走身毒到大夏,必是快捷方式,又可免匈奴的阻击。他建议武帝打通西南夷道。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,命蜀郡、犍为郡派使者分别从駹、莋和邛、僰等四路并出,打开西南通道。但各路使者为昆明夷所阻,未能如愿。而经滇国、夜郎等使者在滇一带活动,取得成效,为武帝经略西南夷奠定了基础。元朔六年(前123),张鶱以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,有功,封博望侯。元狩二年(前121),为卫尉,与李广出右北平(今河北东北部)击匈奴,张鶱因延误军期,当斩,后用侯爵赎罪,免为庶人。

  服饰:唐朝时期男子普通穿着的是圆领袍衫,女子褥裙服

  称呼:称呼皇帝多用“圣人”,至于和其亲近之人或其近侍则称其为“大家

  ,女子称呼其婆婆亦呼为“大家。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,则亲近者俱呼其为“三郎”,而呼太真妃为“娘子”;皇太后自称为“朕”。而对于太真妃和太子的“娘子”、“郎君”。唐代,没有“老爷”之称,奴仆称呼男主人为“阿郎”;而称呼少主人为“郎君”;称呼主母和小姐俱为“娘子”。但是,“娘子”、“郎君”并非只用于奴仆称呼主人,旁人见了女子亦呼其为“娘子”,见了少年女子也有呼为“小娘子”者;年长者也会 叫少年人为“郎”或“郎君”。在唐代,只有宰相才被称为“相公”,而不像后来那样用的普遍;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相互之间称为“阁老”;刺使被尊称为“使君”;县令的尊称为“明府”;至于县丞等则被称为“少府”。而他们都常被尊称为“明公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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